“尚贤者，政之本也”，出自《墨子·尚贤》，意思是尊重推崇贤能的人，任用品行高尚、能力突出的人，这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墨子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和谐，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于人才选拔和任用是否得当。

　　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其主要思想是“兼爱”“非攻”“尚贤”等。他的弟子及后学收集他的事迹和言论，整理成《墨子》一书，共71篇，其中《尚贤》有上、中、下三篇，“尚贤者，政之本也”便出自上篇。所谓“尚”，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使用，还有尊奉、倡导、示范之意；所谓“贤”，带有很强的道德属性，指品格高尚又有才干的人。只有尊重和使用这样的贤人，国家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治理。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在墨子看来，一个国家，贤良的人众多，治理国家的基础就厚实；贤良的人缺失，治理国家的基础就薄弱。因此，执政者之要务，就在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墨子提出：“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尧舜禹汤之道”，被墨子总结为“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的用人原则。

　　我国古代许多思想流派的人物都认识到贤良之士的重要性以及贤才难得。《诗经·鹿鸣》中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的诗句，反映了贤良之士十分难得。孔子以贤者为榜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主张通过“举贤才”实现治国安邦：“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孟子则提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的观点。后世尊贤、纳贤蔚然成风，体现出我国古代渴望贤才、珍惜贤才的政治思想。

　　得贤者昌，人才得失对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战国时期，燕国实力较弱。燕昭王采纳大臣郭隗的建议，修筑黄金台，拜郭隗为师，以此招揽天下贤者。在乐毅、邹衍、剧辛等一众贤能之士辅助下，燕国日益富强。

　　“尚贤”所影响的范围，不仅是“贤人”群体，还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对社会风尚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官员群体的表率作用，必然对民间风气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儒家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作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贤良之士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德”作为贤者的评价标准，认为德行要起统帅作用，即“德帅才资”。墨子从三个方面提出选贤的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德行好、口才好、学识广，只有达到“德行厚”和“道术博”的统一，才能称得上贤良。他还主张对贤者进行全面考察，不但“听其言”，更要“迹其行”“察其所能”，然后确定其是否符合标准。唐代《贞观政要》也提出：“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因此，“尚贤”体现的是“德”与“才”的完美结合。

　　几千年来，“尚贤”思想成为中国传统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任人唯贤，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党的百年建党史，是一部汇聚人才、造就人才、壮大人才的发展史。一路走来，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